楊匏安是一位不能被遺忘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他與北方的李大釗并稱為“北李南楊”，還是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大革命失敗后，他面對敵人的屠刀從容就義，表現(xiàn)出革命者無私無畏的崇高氣節(jié)。他對黨“公忠不可忘”而愛黨愛國、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值得共產黨人永遠學習。

篤定追求、深研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楊匏安，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廣東香山南屏鎮(zhèn)北山村（今屬珠海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楊匏安深受鼓舞，不僅身體力行參與其中，而且在對各種學說認真分析鑒別和對社會現(xiàn)實冷靜思考的基礎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此后十幾年間又以自己的可貴實踐為之奮斗直至獻身。他稱馬克思主義為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他認為“自馬克斯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于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

楊匏安潛心翻譯了日本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著述，并于同年寫成了以《世界學說》為總標題的41篇專文，相繼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fā)表，系統(tǒng)介紹了西方各派哲學和社會主義學說，包括古代近代的唯心論、唯物論和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其中，最長最重要的一篇是《馬克思主義》（亦稱科學社會主義），連載19天，差不多與李大釗的著名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半篇同時問世。文中詳盡地闡述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論和剩余價值學說，表明“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乃世界經濟矛盾演進自然發(fā)生的結果”。楊匏安的文章與李大釗的文章不同的是，李大釗主要以日本學者河上肇的著述為藍本，楊匏安的則主要采自日共第一任委員長利彥的觀點。這樣，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釗于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楊匏安在南方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我國理論界開展了一場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宣揚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11月至12月，楊匏安發(fā)表《馬克思主義》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作了比較全面而簡要的闡述。這是中國人所寫的又一篇比較系統(tǒng)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文中，他詳盡地介紹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他在文中揭發(fā)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各種手段，進而闡明：資本家剝削愈重，工人反抗愈烈。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一旦群起而取得國家之權力，改一切生產工具為國有，脫去資本之羈絆，恢復各人之經濟自由，此為解決社會經濟的矛盾之唯一方法。”楊匏安在上述幾十篇文章中，系統(tǒng)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等學說。他歡呼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歌頌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杰出貢獻，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偉大歷史作用。

由此可見，在五四運動及其后那樣一個政治、思想上大混亂的年代，楊匏安以超人的前瞻性，預測到中國將來的社會必將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美好社會，為此他熱情澎湃地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已成為我國南方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楊匏安還在學校、鐵路教職工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和華南工人運動的結合，對促進廣東黨組織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盡心竭力推進國共合作

1920年10月間，楊匏安結識了在《廣東群報》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譚平山。由于志趣相同，他們過從甚密，經常探討馬克思主義傳播等問題。

1921年春夏間，陳獨秀來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后，楊匏安由譚平山介紹加入了廣東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從事青年和工人運動，歷任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代書記，中共廣九、粵漢鐵路支部書記。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后，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了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改組，此后3年間在國民黨中央當過第二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代部長等職，以此身份大力發(fā)展共產黨的組織和工農運動。他是國民黨改組后兼職最多、工作最忙的人。他的工作范圍，涉及到全國各省、市及各機關、軍隊、華僑、工商團體等部門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主要任務是向“正在墮落中死亡”的國民黨注入新鮮血液，將被官僚、政府把持的華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改造成為以工農為主體、四個階級（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聯(lián)合的民族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黨。在楊匏安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積極合作下，國民黨的黨員迅速發(fā)展到30余萬人。正是在國共合作的旗幟下，各地革命運動蓬勃興起，國民革命政府統(tǒng)一了兩廣，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取得了北伐進軍的勝利。

蔣介石逃臺后所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還攻擊楊匏安“控制”組織部，“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zhí)行其滲透工作”。1926年春，蔣介石壓迫共產黨和左派時自任中央組織部長，楊匏安被迫辭職，后仍在廣州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8月參加“八七”會議后南下廣東，利用老關系以策應南昌起義軍。同年11月，因與譚平山的關系，楊匏安被黨的領導機構列為“第三黨”成員，被撤銷了中央監(jiān)察委員職務，并給留黨察看處分。

其實，楊匏安本人當時是反對譚平山組織“第三黨”的，此處分屬于冤屈。盡管如此，楊匏安仍表示“公忠不可忘”，對黨的事業(yè)矢志不渝，服從黨的安排，遠赴南洋工作。

不僅如此，國共合作期間他將每月300多大洋的高薪絕大部分交給黨作活動經費，僅留下極少部分作家用。

“死可以，變節(jié)不行”

1929年初，楊匏安從南洋回到上海，參與黨中央的報刊出版工作，家人也從廣州遷到上海。他參考蘇聯(lián)東方勞動大學和中山大學的歷史講義，編譯出20余萬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純一，交由杜國庠主持編務的上海南強書店出版。這是我國最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編寫成的西方史著作。此書以鮮明的觀點，流利的筆鋒，扼要地闡述了西歐各國革命史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這是當時國內學習西方史十分難得的參考書，曾再版5次。

1931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園因生活腐化被人向敵特告密，中央機關受到破壞，羅綺園本人及楊匏安等16人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逮捕，連同中共宣傳機關的《紅旗日報》美生印刷廠也遭破壞，黨組織受到嚴重損失。

被捕后，楊匏安曾設法從獄中傳出一張鉛筆寫的字條。他在字條中告誡家人，千萬不能接受南京“舊識”的錢和物，如果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紙條上還特別提到：“雖窮縫紉機不可以賣去”，為什么強調這句話？因為縫紉機是當時楊家唯一的謀生工具。

在獄中，蔣介石多次派人勸降楊匏安，均遭嚴詞拒絕。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要楊匏安寫自首書，楊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從參加革命之日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jié)不行。”同獄難友無不為之感動，連看守的獄卒也敬佩地稱他為“鐵人”。

當時，中共中央一面請宋慶齡、何香凝出面營救，一面安排特科準備在他被押往南京或蘇州途中武裝襲劫囚車。

然而，就在這一劫車計劃行將付諸實施之際，形勢急轉直下——在8月間的一個深夜里，勸降進行到最后一幕時，蔣介石親自把電話打到獄中要楊匏安接聽，楊匏安面對種種威逼利誘輕蔑處之，將話筒憤然摔到墻上。蔣介石惱羞成怒，下令就地處決，連已經變節(jié)的羅綺園也未保住性命。就這樣，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革命者楊匏安倒在了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草地上，壯烈犧牲，時年35歲。